1948年2月25日下午两点，营口城里一座普通小楼里，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围坐一堂，正在商量如何“死守营口”。门外风雪未歇，屋内却灯火通明，谁也没想到，短短几分钟后，整个会议室里的人会集体成为俘虏。
就在会开到一半，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忽然起身，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各位先谈着，我去安排一下防务。”话音未落，人已经出了门。几分钟后，楼道里传来急促脚步，警卫连端着上膛的步枪冲进会议室，把在场的党、政、军、警三十一名高级军官一并控制。
营口的天，这一刻变了。
这一场几乎“不流一滴血”的营口起义，并不是凭空发生，更不是一时冲动。要看清它的来龙去脉，就得把时间往前拨一年多，看一看东北战场的整体局势，也要回到更早，看看王家善这个人在东北战乱几十年中的沉浮、犹疑与抉择。
一、围困与收缩：营口为何成了“要害之地”
1947年秋天，东北战场的天平开始明显倾斜。
从1947年9月至11月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，一仗接着一仗，连环作战。国民党军节节败退，被迫收缩到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大据点周边，在辽南一线，只能依赖少数部队苦撑局面。
这一阶段，辽南一带的战役指挥重担，落到了辽南军区身上。时任司令员吴瑞林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辽东军区命令，对盘踞辽南的国民党第52军进行重点围困，削弱其有生力量，为后续在东北的决战做准备。
52军名义上是嫡系主力之一，然而真正扛着营口、辽南外围防务的，却是一个成分复杂、出身尴尬的部队——暂编58师，师长王家善。
这个师的前身，是东北保安第四总队、独立第九师，成员里有伪满军、警察、保安队、山林武装，甚至还夹杂不少土匪出身的武装骨干。新六军、大军阀系统看不起他们，把他们当“外围炮灰”。但是，在辽南这片战场，这支杂牌，却处在最前沿。
从秋季攻势打响开始，辽南军区部队不断牵制、分割国民党军防线，营口周边战火越来越紧。对52军来说，营口守得住，辽南还能撑一撑；营口一丢，辽南门户洞开，整体防线就岌岌可危。
在这种局面下，营口的去留，就成了决定辽南乃至东北战争态势的关键一环。
吴瑞林后来在回忆中提到，对营口守军的工作，既要打，也要谈。特别是对王家善这样态度反复、野心不小的旧军官，光靠劝说很难奏效，必须在军事打击的压力下，迫使其做出选择。这一点，从后来的发展看，确实如此。
二、有书读、有枪扛、有污点：王家善的复杂身世
很多人只记得1948年的营口起义，却不太清楚王家善之前的经历。这个人身上，既有早年抗日的热血，也有日伪军职务的污点，还有为国民党卖命的阶段，可谓一身矛盾。
王家善1903年生于黑龙江巴彦的一个殷实家庭，从小念书不愁。他的叔父愿意出钱出力，把他送到日本留学，先读日本铁道学校，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那时候的留日学生，不少人既受军事训练，又接触到各种思潮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日本，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激起强烈反应。王家善和一批留日青年一起，上街示威，公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。日本警察盯上了他们，中国驻日公使馆为了息事宁人，不得已把这批学生打发回国。
回到东北后，王家善进入东北军，于芷山部任营长。于芷山后来打算投靠日本人，这一点王家善坚决不同意，拂袖而去。之后，他被巴彦县县长程绍濂请去当自卫团团长。局势愈发严峻，1932年5月，他带着六十余人参加巴彦县游击队，担任副司令员，开始真正走上抗日的道路。
不久，他出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松江地区副总指挥。义勇军总指挥张甲洲，是巴彦人，清华大学毕业，中共党员，也正是在张甲洲身边，王家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与作风，这段经历，对他后来的选择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但事情并不永远向着光明一面发展。
1933年，他收到老同学张文铸的信，对方时任齐齐哈尔警备司令，邀请他前去任司令部参谋长。出于信任和交情，他没多想就赶去齐齐哈尔。到了当地才发现，张文铸已准备投靠日本，当汉奸已是箭在弦上。王家善这时已经“上了贼船”，进退两难，只能勉强应付。
这段经历，给他的人生留下污点。
不久之后，他以“赴日留学”为借口，从张文铸部脱身，再次去了日本，在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。在日本期间，他抓住去南京的机会，秘密联系国民党军方高层。何应钦给了他中校军衔，安排他回东北“视情而动”。
回到东北后，他在伪满治安部任科长，1943年7月出任伪满洲国第七旅旅长。表面看，是标准的日伪军官；但在这段时期里，他暗中组织“真勇社”，吸收的成员大多是伪军中的中下级军官，有的对日本心怀不满，有的只是想留条后路。
从后来掌握的情况看，“真勇社”确实进行过一定的抗日活动，只不过形式、规模有限。王家善的态度，在这种半公开、半隐蔽的状态中，显得暧昧而复杂。
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进军东北。王家善率部反正，迎接苏军入境。按照他的原本设想，这次“倒戈”，应该能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但很快他就被苏军逮捕，短期羁押。获释之后，他又被“正统观念”牵着，转身投入国民党怀抱，担任东北行辕保安纵队总司令、行辕少将高参，算是重新回到了国民党军队体系之中。
这一连串转折，看上去摇摆不定，但归根到底，是旧军官在巨大时代浪潮中的左右为难。既想保存实力，又怕站错队，还要顾虑过去的经历是否能被接受，这种摇摆，为他后来长期犹豫埋下伏笔。
三、营口防务与“被当炮灰”的愤懑
1946年4月，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在战斗中被我军打散。国民党当局又找上王家善，让他去重建这支部队，他顺势收拢了万余人。成分上，仍然是原伪满军人、保安队、警察、地方武装乃至土匪混合体，军官多是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出身，对王家善很尊重。
后来，他率队驻守长春不久，就被调往辽南山区，隶属新六军指挥，番号改为独立第九师。新六军是王牌部队，根正苗红，对这支“杂牌中的杂牌”极为鄙视。为了防范、控制第九师，新六军派来副师长许颖，几乎把王家善架空。
这种“有兵没权”的处境，对一个自视甚高的军官来说，极其窝火。
1947年6月，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。国民党军大范围收缩，放弃安东地区，把独立第九师丢在辽河、锦州间的山区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式地“打游击”。
局势恶化很快，部队边打边退。等到王家善带着独立第九师退到营口附近时，发现这座重要港口竟然空荡荡的，既无守军，又无地方政权，营口市政府人员早已逃得不见踪影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主动向东北行辕电请，表示愿意接手营口防务。国民党当局正为营口空虚着急，见有人肯接盘，当即任命王家善为营口防守司令兼市长，并把独立第九师改编为暂编58师，隶属52军指挥。
表面看，是升官加重任，实际上，是让这支杂牌部队充当辽南防线的第一道屏障，说直白一点，就是替嫡系部队“挡枪”。
王家善刚接手营口，还是动过心思想做点实事的。他发现营口地形不利于防守，就打算拉起一道外围防线，征调民夫、筹集资金修工事。市区道路、辽河航道也进行整治，甚至想通过改善港口条件，吸引关内商人和外国商人前来经商，为营口恢复一点生气。
可现实给了他一记重锤。好不容易筹到的经费，大半被各级贪官污吏挪用贪占，真正用到工事建设上的所剩无几。营口一遇到我军攻击，他向国民党海军请求舰炮支援，海军派出“长治号”驶入辽河。结果刚打几炮，就被我军击毁一门主炮。
海军司令桂永清得知后，勃然大怒，不但立刻把“长治号”调离，还破口大骂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敢随便调用老子的舰艇！”辱骂之声传到营口，王家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。
更让他难堪的在后头。52军主力陆续进入营口之后，不仅剥夺了他营口防守司令的职务，就连之前仓皇出逃、如今又回来的营口市长袁鸿逵，也轻轻松松把他的市长位置拿了回去。
从意气风发的“防守司令、市长”，到再度被架空，只剩一个师长名义，前期的经营统统成了别人坐收其成。这种“辛苦干活，最后被人一脚踢开”的挫败感，对他的心理冲击非常大。
这时，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，就不再是模糊的情绪，而是切身的屈辱和愤怒。
四、地下工作与“讨价还价”：起义是怎样被催熟的
在营口任职期间，王家善对局势并非完全糊涂。东北民主联军战报不断传来，他听得多了，难免好奇，对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队伍，产生兴趣。
东北行辕驻营口的一名参谋王明仁，早年是他的学生，后来有人传言王明仁与共产党关系密切。王家善便找他要了几本介绍共产党的书，认真翻阅。通过这些书，他对中共的组织纪律、政策主张有了初步了解，也对比出国民党内部腐败、军纪涣散的现实。
不过，光是这样远远不够，要让一位身上有复杂经历、肩上还压着部队命运的军官做出起义的决定，需要更多推力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时候，东北局社会部也盯上了营口守军。
1948年前后，辽南军区在鞍山、营口一带频繁作战，东北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注意到暂编58师内部的变化，发现王家善思想有起伏，有犹豫，有怨气。情报站副站长石迪判断，这个人有可能争取，于是决定集中力量策动58师起义。
情报工作不是空口说教，而是从最容易突破的环节入手。暂编58师三团上尉连长张海涛，经过我军争取，已经秘密加入我方。他与三团团长戴逢源关系很近，而戴逢源的儿子、女儿又是共产党员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联系纽带。
通过这几层人脉，我方情报人员陆续把党的政策、形势分析、内部刊物等资料送到戴逢源手里，反复做思想工作。戴逢源本来就是王家善信任的老部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，他内心的疑虑逐渐减少，终于答应承担起说服师长的任务。
有一天，他找到王家善，直截了当地谈起当前局势，谈军队出路。具体措辞已不可考，但无非是：“国民党靠不住，东北大势已定，再跟着退，只剩死路。你我带着三万多官兵，是继续当炮灰，还是另谋出路？”这类话，说得多了，说得真切了，效果就慢慢显现。
王家善本就对国民党当局颇有怨言，加上早年和共产党人的接触，以及对我军战果的持续关注，内心开始动摇。他表示愿意与我军接触。这时候，辽南军区和东北局社会部，才真正意义上与暂编58师建立了直接联系。
但他并非一口答应起义。吴瑞林后来回忆，王家善“野心很大”。他把辽河西岸沈阳、锦州以南的保安部队以及杂牌武装合在一起，号称组建了“新十师”和交通警察纵队，连同原有部队，加起来二万五千多人，自报“有三万人”，希望起义后能保留“一军”番号。这种提法，显然与上级的安排不符。上级只同意给一个师的番号，双方为此谈了不止一次。
这些“讨价还价”，说白了，是旧军官习惯性的政治算计。无论是陈明仁、曾泽生，还是其他很多起义将领，在真正起义之前，都不同程度提出过类似要求，想保留原番号、保留原班底、保留原权力架构。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、所受教育以及旧军队内部的权力逻辑密切相关。
谈判僵持，辽南军区方面很清楚，如果只是靠口头说服，指望他“良心发现”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必须在军事上持续打击，配合政治争取，让对方感到“再拖就是灭顶之灾”。
1947年10月，趁着52军副军长郑明新在营口设立前进指挥所、架空王家善之际，我军内部曾设想利用这一时机促成暂编58师起义，然而由于机密外泄，行动被迫紧急叫停。好在这次失败，并没有暴露王家善，也没有牵连他身边的地下党人，他甚至在混乱中帮助掩护了一批共产党人转移，这一点，连吴瑞林都承认“是有功的”。
时间进入1948年初，辽南军区在强攻鞍山作战时，已经把“拿下营口”纳入整体方案。前线战斗不断推进，营口守军压力骤增，补给困难，士气低落。王家善看在眼里，心里也在盘算——这一城还能守多久？
就在此时，第二轮谈判被提上日程。
五、冲入会议室：营口起义的布局与实施
1948年2月24日晚，在辽南军区安排下，吴瑞林与东北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的石迪，和王家善派出的代表进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。
会谈内容很明确：起义时间、信号方式、如何控制城内国民党高层、如何配合我军行动。经过一夜磋商，双方把关键节点定在2月25日晚上7点，并对当天白天的具体行动做出周密安排。
2月25日拂晓，营口城里气氛表面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
王家善一早就决定“演一出戏”。他在各级会议上摆出一副坚决死守的样子，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城防。与此同时，他建议52军副军长郑明新召集一次“营口城防会议”，由他暂编58师出面承办，地点就安排在师部大楼。
郑明新对他依然有戒心，却没看出端倪，认为在当前紧张形势下开一次城防会很正常，当即拍板，定在当天下午2点举行。
到了会场，参加者包括52军在营口的军事首脑、党政机关负责人、警备部门负责官员等共三十一人，可以说是营口防务的“中枢神经”全在屋里。
会议一开始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“如何顶住共军压力”，“如何与海军、空军配合”。过了不久，王家善借口要去安排具体防务，起身离席。这在当时看起来并不突兀，毕竟他是师长，手下还有一大堆部队要调动。
谁也没想到，他前脚刚出门，后脚就带来一支决定营口命运的力量——暂编58师警卫连。
随着一声短促口令，警卫连战士端枪闯入会议室，将在座军政要员全部扣押。场面一度尴尬而震惊，有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有人刚要拔枪，就被当场制住。这一举动，等于把国民党在营口的指挥系统全数斩断。
会议室被控制的同时，原本部署好的联络行动也开始启动。王家善对各团、各营的骨干早有交代，一旦在指定时间看到信号弹，就立刻按预案行动。
当晚7点整，营口城夜色已浓。暂编58师师部大楼门前，三发红色信号弹依次升空，在天空划出短暂而耀眼的轨迹。对于普通市民来说，或许只是惊讶地抬头看了一眼；但对城里的部队来说，意义完全不同。
事先约定的起义命令随即下达，各单位开始接管阵地，控制各要点。由于军政首脑已被扣押，大部分部队顿时“群龙无首”，不知所措。我军预先部署的部队也趁势从外围各方向向营口推进，形成夹击之势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仍有少数部队抱着侥幸心理，想负隅顽抗，尤其是交通警察总队一度企图抵抗。为尽量减少损失和混乱，王家善把郑明新等人押到前沿阵地，让他们出面喊话，要求仍在观望的守军放下武器。
“你们再打，就是白白送死。”据说喊话大致是这个意思。面对既成事实，再加上官兵对形势的判断，大多数人选择了停火、投诚。营口城内没有爆发大规模巷战，整体局面很快平稳下来。
这场营口起义，从设计到实施，体现出几个特点：其一，政治工作长期铺垫，与军事压力配合；其二，抓住敌方指挥系统，一举“剪掉中枢神经”；其三，在起义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无谓伤亡，让部队平稳过渡。
对辽南战局来说，营口的拿下，等于撕开了52军防线的一大口子，间接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整体防务的崩溃，为后来东北全境解放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点。
六、番号更换与战火延续：从58师到150师
营口起义后，原暂编58师迅速被整编纳入东北民主联军（后为东北野战军）的序列。按照当时的建制安排，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。随着形势发展、部队整合，这个番号不久改为第167师。
1948年秋，长春和平解放后，东北野战军的编制进行新一轮调整，167师被划归第50军建制，军长就是在长春起义的原第60军军长曾泽生。部队内部，旧军官、新干部、老解放军战士逐步融合，纪律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。
随着国内战局快速发展，很多旧番号被撤并。第50军原150师撤编后，167师改称150师。这个新150师，成了新中国正规军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志愿军入朝作战。150师在后续几批中跨过鸭绿江，走出国门，参加抗美援朝作战，在异国战场上与美军、南韩军正面交锋。在那段严酷的岁月里，这支曾经出身复杂、经历多次改编的部队，在炮火中完成了彻底的蜕变。
从辽南山区的杂牌，到营口起义的主力，再到志愿军序列中的正规师，变的是番号，不变的是一支部队在关键时刻的取舍与担当。
1955年9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。王家善，已经是人民军队的一员多年，被授予中将军衔，同时获得二级解放勋章。这位曾经在东北军、伪满军、国民党军中辗转起落的人，最终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了新中国的军装之下。
回看营口起义，很难用“简单的好人”或者“彻底的坏人”来概括王家善。这个人在不同阶段做过值得肯定的事，也背负过沉重的历史包袱，既有抗日的经历，也曾身在伪满军职；既有投身国民党的阶段，也有为争取部队最大利益而和新政权“谈条件”的一面。
但有一点比较清楚：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，他最终选择了起义，把手中的几万官兵带到了另一条道路上。这一抉择，对营口一城，对辽南战局，对东北战场的全盘局势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。
营口那间会议室被警卫连突入的那个下午，两条路摆在面前：一条是随着国民党在东北的败退，一路退到山海关以里，最终在更大范围的战火里被消耗殆尽；另一条，是在兵临城下时作出选择，把枪口转向新的方向。
王家善当时的决定，或许有权衡、算计，甚至有保全自身的考虑，但客观结果，却把一支成分复杂的旧部队，推入了另一段历史进程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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